進入21世紀，從“需求側”制定產業政策，對產業進行管理，進而調控宏觀經濟已經成為政府決策時的首要選擇。產業政策在一程度上成為政府應對經濟危機，對經濟周期采取逆向調節的短期政策。同時，產業政策以計劃管理主導轉向市場經濟為基礎。

　　本周五，2017年“兩會”（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和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將正式拉開序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驅動發展、中國制造2025等關鍵詞，更加備受關注。聚焦到汽車產業，21世紀初，中國產業政策在供給側管理、政策目標、制定政策的主體、產業政策手段以及制定程序和方式等方面，都有較大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趙英在《21世紀初中國產業政策變動趨勢實證研究》一書中指出，中國產業政策合理性和實施績效的提高，與其說有待于政策制定流程方法和技術上的改進，不如說取決于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并且，該書對21世紀初中國產業政策十個方面的變化進行了詳細闡述。中國經濟網汽車頻道通過精心編輯和整理，歸納出其中的主要論點和論據，以饗各位。

　　第一，產業政策由供給側管理轉向需求側管理。中國產業政策是在中國逐步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歷史時期出現的，上世紀90年代是中國經濟由“短缺經濟”向“相對過剩經濟”的轉變期。但由于多數產業仍然處于規模擴張階段，計劃經濟體制下，產業發展仍然嚴重依靠政府通過計劃直接提供資金。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工業體系中多數產業已處于供大于求狀態，許多產業規模已居全球第一。目前，中國汽車產銷已連續八年蟬聯全球第一。政府投入已退出了競爭性產業，退出了一般生產項目，政府對相關產業發展給環境、生態造成的外部經濟影響越來越重視，從“需求側”制定產業政策，對產業進行管理，進而調控宏觀經濟已經成為政府決策時的首要選擇。

　　第二，所制定的政策目標由中長期轉向短期。進入21世紀以來，產業政策在一程度上成為政府應對經濟危機，對經濟周期采取逆向調節的短期政策。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央政府采取的最突出的危機應對政策就是一口氣推出了涉及汽車產業、鋼鐵產業、有色金屬產業、石化產業、船舶產業、裝備制造產業、輕紡產業、電子信息產業、物流產業等十大產業的產業調整與振興規劃及156項實施細則，對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是計劃管理主導轉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以汽車為例，工業管理部門曾設想輕型汽車只設5'6個生產點；重型汽車只設3'4個生產點，不符合國家要求的生產點不予立項，想以行政手段制止盲目發展。但實際上，汽車生產廠至今仍然有100余家。在資源分配上，政府計劃仍發揮著重要作用。政府通過計劃控制項目投資，進而強勢影響著產業、企業的發展。

　　第四，產業政策由中央政府主導向多主體參與的轉變。進入21世紀后，雖然中央政府仍主導了產業政策的制定進程，但是其他利益主體的發言權進一步增強，影響力進一步增加。地方政府由于掌握了更多的資源，更大的主動權，因而對產業政策的發言權進一步增加。企業界對中央產業政策的制定，也采取了更加積極、主動的態度。有些壟斷性大企業更是主動地對產業政策制定施加影響。同時，行業協會的官方色彩明顯淡化，逐步向代表行業利益的中介組織轉變。在政府支持下，協會參與產業政策制定有了更大的活動空間。此外，隨著政府機構政策制定過程民主性、科學性、透明度的提高，專家學者、新聞輿論機構參與產業政策制定，施加影響的活動空間也相應得到了擴大。

　　第五，產業政策由主要關注工業，逐步向一、二、三次產業并重轉化。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工業發展水平的提高與升級；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現代服務業的迅速發展；為使經濟均衡、平穩增長，中央政府對第三產業發展給予了越來越大的關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第一、二、三次產業協同帶動轉變。”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由主要關注第二產業，逐步向一、二、三次產業并重轉化。

　　此外，產業政策還在手段、制定程序和方式、表現形式以及體系內容有明顯變化。（中國經濟網 汽車頻道原創報道組摘錄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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