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汽車行業許多人已習慣了20%以上的增速，如果只有4%的速度，則肯定會有不少人認為“金融危機”或者“嚴冬”又卷土重來。筆者這里所說的4%是指每年平均增速而不是具體哪一年。當然，要使行業從高速調至穩速是一個漸次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最終的目標不可變。

　　“追根刨底”，汽車行業及社會上一些人對“高速”的盲目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們國家多年來經濟高速發展的大環境、大氛圍。沒有誰否認，為了強國富民和在國際上爭得更多話語權，中國必須以較高的速度發展（經濟）。但正如上面已多次提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好”的東西，一旦達到極點，則其負面的特征就開始凸顯，把握不好，甚至會超過正面作用。已有不少有識之士專家學者對此發出了忠告甚至是警告，“高”速度在給我們這個13億人口大國帶來繁榮富庶的同時，也積累著令人難以忽視的巨大風險。

　　GDP主義之害

　　速度越快，風險就越大，因為在我們沒有從根本上轉變粗放經濟增長方式的情況下，高的速度往往是以更多的能源（還有其他的寶貴資源）消耗與排放為前提和依托。高速也往往會給“系統”的均衡性、協調性造成傷害。所以說，速度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同時也會掩蓋很多問題，更會“催生”許多意想不到的新問題。不注重（或者說忽視）質量和效益的“高速”，就意味著作為一架完整機器（或系統）之經濟的“空轉”（或內耗）和泡沫的形成。

　　有專家指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已歷時30年，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滋生了一種“GDP至上”、“以GDP為本”的思想傾向，在某些地區和部門，甚至流行“GDP主義”。GDP主義產生的GDP可以估量，但沒有什么辦法可以估算GDP主義的社會成本，對此，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由此而引發的一系列負面社會影響是很嚴重的。

　　最近，國內一批著名經濟學家發表談話，他們都十分擔心在后危機時代，各行各業重新進入又一輪比拼增長速度的競爭，而汽車行業幾乎成了它們的“榜樣”。經濟學家厲以寧也認為，現在我國缺乏的不是速度而是增長的質量；我國各類重要自然資源并不豐富，但為了GDP的高速增長，現已成為世界上單位GDP產值能耗最高的國家之一。厲先生在參加今年“兩會”期間進一步指出，GDP增速不宜過快，否則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如果GDP增長過高，企業的日子好過了，容易產生惰性，只圖短期利益，對長期的經濟轉型考慮就會相對少些，在一定程度上耽誤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另外，在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企業不要單純追求增長的幅度和速度，而要注重經濟增長質量，否則將引發產能過剩。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牟新生最近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須合理判斷GDP的增長速度，30年來，我國GDP年均增長9.8%；關于增長速度問題，我們應該定下心來很好地思考。

　　從世界各主要國家的發展規律看，一國的GDP增長速度和GDP總量是密切相關的。GDP的總量越大，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的絕對量就越多，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的經濟總量大，現階段的增長就比較低，低于歷史上平均的增長率，這其實是科學合理的。隨著我國經濟總量越來越大，GDP潛在的增長率逐步下降是正常的，在我國經濟總量已達30萬億乃至更高的今天，還過分地、盲目地強調經濟高速增長是不現實的，也是不科學的。

　　筆者以為，對于整個經濟增長是如此，汽車的增長更是如此，因為后者多年來的增速一直是前者的2倍多。其實，人們對GDP不必迷信，它只不過是經濟學中采用的一種統計計算方法，用來衡量經濟活動結果得出的一種數據而已。GDP并不是真正強國標志之一，其也不能真正代表老百姓生活質量的提升和改善，以GDP捧起來的虛幻強大可能誤國誤民。

　　筆者以為，中國汽車行業應該率先以1300萬輛為起點，自覺調整發展方式進入這種轉折之中。

　　做強之上做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有關專家預測，未來十年中或許有大量的不確定性，但至少有兩點比較明確：一是中國經濟將會轉入一個中低速增長期；二是這個轉折時間不會太久。該位專家最近還認為，我國不少企業已患上所謂的“GDP高增長依賴癥”，如果增速一旦低于7%，則這些“速度效益型”的企業就將虧損或“叫苦連天”。由此可見，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多必要和迫切。

　　日本有關專家也指出，中國的國家目標，絕不應是GDP這一體現經濟規模的數值超過美國，而是應成為使13億人和平生活，且大多數人都感到幸福的國家。世界對中國的關注，不在于中國的GDP，而在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中國得為低速經濟做準備。

　　為促使中國汽車實現平穩增長，行業務必克服和消除“重量不重質”及“量以大為傲、規模以為大就是強”的不良風氣。比如說，行業年度各項指標的統計排名，率先出爐且渲染得厲害的是產銷量的排序，這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一些企業盲目“上量”和“求大”的沖動。誠然，國際上也進行產銷量統計和作相應的排名，但它們往往更看重企業的銷售額、經濟效益（尤其是盈利）等指標，以此為依據的排名才更真實、可信，因此，也更權威。

　　筆者作為行業的一個老兵，多年來也曾強烈鼓動中國汽車企業“做大”，力爭在業內形成若干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但這必須以“做強”為基礎。

　　在對中國汽車未來發展前景作出較高或很高預測值的方案中，相關人員所依據的主要是參照國際的一般發表規律，或比照某些西方國家的情況，那些預測結論的論據顯然是不夠恰當、不夠充分的。對其未來發展的判斷必須主要從中國的基本情況出發，國際或西方一些國家的經歷或經驗，只能作為預測的某種權重因素而加以考慮。對此如果運用得好，則有益于相關研究，使預測更接近于實際，否則，“生搬硬套”就可能鬧出天大的笑話。

　　比照日本的有關情況而預測中國未來最終的市場年銷售規模將擴張到7000萬輛和汽車總保有量將達到天文數字的18億輛。這種預測忘掉了兩個基本常識：一是我國“人多地少”無法容納這么多汽車；二是中國沒有那么多石油給這么多汽車提供燃料。對中國汽車未來發展目標作出如上所述那樣較高或很高的預測是不科學的，不足為信。

　　因此，中國汽車的發展是中國自己的事，根植于中國這塊土壤。